贾康:国家治理的法治化转型潮流所趋_人物频道_中国改

2016-11-04 09:44

  中国要走向现代国家,走向“国家管理现代化”的境界,不建主意治社会是注定没有前程的。从逻辑取向上说,“法治”只有好的法治,没有坏的法治。法治的重要责任是剔除现有制度体系中的“恶法”,法治的目标是“良法善治”,也就是“好的”法运行在事实秩序中,达到了“好的”成果。

  中国要真正走向现代国家,不是贴东西方标签的问题,而是在看到前边的探索之后,把各种人类文明提升的要素,真正综合在一个现代国家管理的制度联结里,形成一个可持续的制度安排。十八大提炼的三个品位二十四个字的核心价值观,实际上包容了所有自文艺中兴以来人类文明不断提升的主流要素。必须承认,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某些属于人性的东西是相通的。

  在严格缺少法治传统的中国,法治体系的树立,在次序上、逻辑上首先要动态优化宪法。宪法是基本大法,最上位的法,在经济社会转轨中,中国的宪法还需要一轮一轮地修正。

  中国经由三十几年的发展,有了历史性的新出发点,已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但以后决不是造作而然地就能实现“中国梦”。如何真正防止这样那样的陷阱,是有重大实际意义的真问题。要使其中庞杂的好处协调绝对安稳地进行,需要以法治化建设的进步来供给保障前提。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在海宁观潮后挥毫写下:“世界潮流浩浩瀚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我多年前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看到他的这一墨宝,非常感慨。孙先生这样一个巨大的政治人物,在面对旧中国满目疮痍、设想《建国纲领》而寻求“振兴中华”之时,高屋建瓴地看到一两百年当前的大潮流趋势。

  咱们作为研究者,要学习这种前瞻性的广阔眼界,看到什么是不可逆转的客观法令,认清趁势则昌、逆势则亡的历史规律。对于这种只能适应的世界潮流,我认为当初已可以清楚地演绎为这样几条:第一是产业化。这别无决定,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唯一的几千年古老文明没有中断的民族,落伍就是从工业革命开真个。第二是城市化。工业化必定伴随城市化,从前我们曾经荒诞地让几千万人上山下乡,逆势操作,最后得到的是客观法则残暴的处罚。第三是市场化,即市场取向改革。第四是国际化或寰球化,已表现为以“入世”锁定全面开放格局。小平同志的判断无比明确:不改革开放是死路一条。正是有了这样巨大的扭转,我们的路才越走越宽。第五是信息化,或者说是高科技化,也即所谓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除此之外,显然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不可逆转的要素,即依法治国、法治化、民主化。新生代的主流诉求一定会在上述这些轨道上综合体现。

  法治的目标是“良法善治”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全面“法治化”为主题,赫然强调了“依宪治国”、“以宪行政”的总准则,并给出了法治建设的全面引导和推进制度建设的部署。我们知道,要实现全社会可预期的牢固环境与健康发展,就须要有现代文明范畴的法治。

  比喻,以经济的眼光从法律的角度分析财产权问题,将有一系列的逻辑节点可能发展。首先是国家的基础大法宪法。在经济社会转轨中,我国宪法已经过多少轮修订,估计还需始终修订。对1982年在彭真同志主持之下勘误的宪法,当初很多人是给予高度评估的,但其后仍不可避免进行多轮修订。最近一轮订正给我留下特别深刻印象的,就是在原来宪法中表述的“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旁边,增加了“正当的私人财产不受侵犯”。我当时就意识到,增加这样的表述有进步,但还不到位,以后还得修宪。“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在表述上“神圣”两个字只是渲染意思的,关键在“不可”两个字,这象征着公有财产受侵占的情况下,一定要有惩戒措施跟上;而到了私有财产,只是说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略,并没有交代受侵犯怎么办。如果这个表述是在平时文章或者口头言说里浮现,无伤大雅,然而写入肃穆的宪法,我认为还是不够的,它不解决在“私有财产权入宪”这一主要问题上“受侵犯了以后怎么办”的问题。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句话写进去总比没有好,所以要承认上一轮修宪有进步,但还没有到位。

  最近某份报纸的第一版上一个醒目标大标题也有问题,说“党内不能构成贵族阶层”??这看着准确,但它只反映了简略的价值取向。有品位的文章必需接着说这个“不能”后面的一套防备机制是什么,仅仅说“不能”在比拟高端的文献里,只是非常低级的“引语”,往往并没有在人们的思想材料里增添哪怕一丝的新贡献。如果说党内不能造成贵族阶层,接着要探讨的就应当是,怎么样封住党内形成贵族阶层的空间,如何进行有效的防范。顺着这个思路,我们立刻能够想到习总书记的一句话:“把权力关进笼子”,这就有建设性了。

  共产党是执政党,执政党是有权利的,这个权力就是公共权力。如果公权由一个一个具体的私家实行,断定会扭曲,破法的要害是把权力关进笼子,力求最大限度减少扭曲。假如笼子是法律,那就还要说到一个咱们的治国理念??法治,留心不是法制,翻译成英文不是rule by the law,而是rule of the law:古代文化要想实现健康的民主化,必定要用“法治”的管理概念,真正“走向共跟”。在义理上讲,“法制”以法律为统治工具,“法治”则是“法律的统治”,抒发“法律最大”的思维。“法制”强调法律的工具价值,“法治”强调法律的权威。“法制”是静态的法律制度体系,制度系统有好有坏。“法治”则是一个好的法律制度体系得到有效实行的动态描述。从逻辑取向上说,“法治”只有好的法治,不坏的法治。法治的重要义务是剔除现有轨制体制中的“恶法”,法治的目的是“良法善治”,也就是“好的”法运行在事实秩序中,到达了“好的”后果。

  建立法治体系首先要动态优化宪法

  在重大缺乏法治传统的中国,法治体系的建立,在顺序上、逻辑上首先要动态优化宪法。宪法是根本大法,最上位的法,在经济社会转轨中,中国的宪法看来还需要一轮一轮地修改。而宪法下面要有完全的法律体系。

  这段时光,我国法律体系建设理念上最值得称道的一个提高,是从“法律”和“法规”一体化的发展中形成两个方向,即负面清单和正面清单。负面清单列上去的是不能做的事,这是为企业、对市场主体打造的最适合的“高标准营商环境”。以上海自贸区为代表,首先得到了清楚提出,其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要全面履行负面清单。对企业和市场主体来说,“法无禁止即可为”??只有是负面清单上没有的,什么事件都可以做,“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焕发潜力、活力、发明力。正面清单则适用于公共权力,即“法无划定不可为”??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主体在没有法律规定予以授权的情形下,是没有权力做任何事的,即“权为民所赋”。这一逻辑隐含的实际内容是抑制官员动机中内在的“权利最大化、任务最小化”不良匹配,权责约束明白到位。

  把对市场主体的负面清单和对调控主体的正面清单合在一起,显然是比现在状况更空想的法治环境。如斯笼罩着的法规体系,第一重要的事项是有法可依,无论是负面清单还是正面清单,最好可以一步一步推向全覆盖。当然这只是一种幻想,比较成熟发达的经济体,好比英国、美国,也不敢说本人浩如烟海的法律条文把所有的事情都穷尽了,也需要不断动态地优化,中国作为一个转轨国家更是如此。

  在有法可依的起点上再往下走,还有人们从前说惯了的“执法必严”、“遵法必究”,这和现实生涯的差距还很大。我认为,在有法可依后面实在还先别讲执法必严,中国现在特殊需要强调的是在“有法可依”后面立即加上一条:有“良法”可依,其后再强调执法必严。目前尚有许多“法”的水平是相当低下的,甚至可以说合法不公平的情况亘古未有,另一方面合理不合法的事情也相称多。改革恶法、不良法,是全民族无可躲避的任务。白纸黑字未必代表着公平正义,对于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如果简单“依法执行”,并不一定能很好地得到解决。中国要走向现代国家,走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境界,不建想法治社会是注定没有前途的。总书记在司法工作会上提出,要清除我们司法队伍中的“害群之马”,取向是“让国民干部从每一个案件中看到公平正义”,这个方向完全正确。

  要给出弹性空间,不断推动立法进步

  小平同道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制度建设问题放到异样高的地位上,制度设计好了,坏人就不可能任意横行,制度设计不好,好人也会被动犯错误。只有制度才有稳固性、长期性和有效性,才能摆脱依附以领导人的个人精力、留神力、偏好决定党和国家整体运行轨迹的危险。习总书记提出的“依宪行政”下的全套尺度制度建设,与之是一脉相承的。但这些在现实中还是会遇到一些很有挑战性的问题,举两个详细的例子:一是上海自贸区。自贸区所需的众多新规则和现行法规都有所抵触,但现实中,针对所有和自贸区所需新规产生的抵触,明确了在处理上都要给自贸区让路;二是当年我国加入WTO,所有和WTO规则相抵触的法规都要被清理掉。这与“严格履行法规”的理念看上去有所摩擦,但如果要使法治可能达到一个合格的境界,是必须要斟酌激励先行先试因素和“变法”改造的,必须给出弹性空间和不断推动立法先进。先行先试的意思是积累教训,不能说试验无懈可击、十分完美,就是成功了,而当前出现调解就是失败了??可以此视角看待房产税的“两地试点”。总书记已无比明确地表示,今后的改革要持续鼓励先行先试,002542,要继续鼓励摸着石头过河。

  在控制潮流、发现历史的全面深入改革关键时代,我们要把持的切实是如何化解抵触以及超越种种陷阱。在这个过程中,除“中等收入陷阱”、“转型陷阱”、“福利陷阱”,详细的陷阱情势中,还有已经被很多人意识到的“塔西佗陷阱”。2000多年前的历史学、政治学家塔西佗指出,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一个政府公信力的临界点,过了这个临界点,政府的所有决策即使是正确的,也会无济于事,局面将变得不可收拾。我们在某些部分场合(如瓮安事件),已经看到了这样的威胁。另外,政治局会议在讨论住房问题时,已提出了“福利陷阱”问题。诚然我们应该从公民民众最关心、最波及直接利益的事件做起,但作为调控主体,还必需考虑在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根本利益之间怎么样权衡,否则福利陷阱会把我们拖入中等收入陷阱。最典型的重蹈覆辙,就是一些拉美国家。一百多年前,阿根廷与美国的人均GDP等经济指标并驾齐驱,但现在美国已经成为头号强国这么长时间,阿根廷则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落荒而逃,“民粹主义”根本上的福利赶超,其成果不仅是福利不可持续,发展的后劲也全没有了,引出多少社会动荡,多少血泪辛酸。中国经过前面三十几年的发展,有了历史性的新起点,已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但以后决不是自然而然地就能实现“中国梦”。如何真正避免这些陷阱,是有重大实际意义的真问题。要使其中复杂的利益协调相对平稳地进行,需要以法治化建设的进步来供应保障条件。

  中国如何真正走向现代化国家

  西方主流意识中的“现代化”是在告别“黑暗的中世纪”落伍入一个新的境界,转折点是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有很强烈的人本主义色彩,勾引形成的主流意识是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宣言》寻求确立的自在、等同、博爱、民主、法治。

  十八大提炼的三个档次二十四个字的中心价值观,实际上容纳了所有自文艺振兴以来人类文明一直提升的主流因素。必须否认无论是西方仍是东方,某些属于人道的货色是相通的。比方,孔孟之道里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完整立得住,是普世的,只有明白这个立场,就一定会引到博爱,一定会引到按照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取向来处置人际关系。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虽然“现代化”这种主流意识带有一定的西方颜色,但却不能简单地以为是西方中心论,不能在文明比较的情况下认为西方的都立得住,东方的都立不住,这是需要详细剖析的。东方的一些东西,在我们公道地发掘它的踊跃因素之后,要使之更好地跟外部世界互动,形成“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境界。固然道路很漫长,但是趋势越来越清晰:在寰球化时期、互联网时代,如果不追求多赢共赢,可能会处处碰壁,甚至头破血流。相反,如果更多地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讲民主法治和彼此尊敬,那可能就是增长友人、减少敌人。

  人们说到的“现代化”横向比较的概念,是不断动态推进的组合,这个动态推进也需要依靠一些基本原理去实现。比如,“自由”应是法治限度之下的,否则无奈处理个体自由间的矛盾;“民主”要走向共和,否则可能引出“多数人的暴政”。共和是承认所有参加主体的诉求都应该得到尊重和表白,而后做理性的讨论,寻求最大公约数。所以,我不认为“现代化”是一个可以贴东、西方标签的问题,应该在全球化新阶段东、西方互动的进程中不断提升综合境界。

  我很同意冯仑的一个实际上讲共性的比较概括性的表述??人类文明晋升的过程可分为多少个阶段:公共资源、公共权力的配置即公共事务是在哪个阶段都躲不开的,比较初级的解决形式叫做“宫廷解决”,氏族公社后期开端私有制因素影响公共权力利用之后,带来了抵牾,宫廷解决就是宫廷政变式的你去世我活。比如,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几十次的改朝换代,良多的皇帝就是在鱼逝世网破之中把对手包括亲兄弟统统杀光,自己才华坐稳江山,这种残酷的宫廷解决显然分歧乎人类文明发展趋势。第二个阶段的解决方法叫做“广场解决”,更多的人知情,在广场上大家一起来做“群体事件”式的解决。然而广场解决的实际结果往往达不到一个平衡点,无奈解决后,就会由广场解决转变为“战场解决”,当下最典范的就是前些时候在中东和埃及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演变,广场的派别对抗演化成夺人性命的流血事件。现代人类文明最值得推许的解决方式是“会场解决”,最典型的是美国酝酿宪法,在费城会场里探讨一百多天,从议事规则一点一点抠起,最后抠出美国宪法。“会场解决”后没有简单的谁输谁赢,或者说输方不注定永远是输方,下一轮可以按规矩连续再来,这有点类似于奥林匹克,大家遵从一个中破的公正裁判。

  中国要真正走向现代化国度,不是贴货色方标签的问题,正好赶上他们发友会,而是在看到前边的探索之后,把各种人类文明提升的因素,真正综合在一个古代国家治理的制度联结里,形成一个可持续的制度安排,这其中有很多重要的摸索,也有种种细节的问题。一句话概括:我不同意简单的单线文明论、西方核心论,但要否定文艺振兴直接领导了似带有一定偶然性、实际上决定了其后辈界全貌的工业革命,以及跟一些特定的因素会集支撑美国造成一个世界头号强国的全套要素组合。中国的民族宏大复兴,要认同“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世界潮流,争取达到把中西方所有的文明要素组合在一起、融合在一起的可持续发展状态。

  作者: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讨所原所长、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 贾康